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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辉:社会流动中的“二代”现象——关于代际传承和阶层固化问题的调查分析
文章作者或来源: 北京日报 浏览次数:( ) 发布时间: 2015/10/20

原标题:社会流动中的“二代”现象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 也反映出我国社会阶层代际传承性问题及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这里分类进行分析。

“官二代”:出身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并未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研究认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表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父亲职业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最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 这些人中100个大约有7个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6.6%),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这个比例分别为3.1%和2.7%。郑辉、李路路分析发现精英阶层的子女成为精英的发生比是非精英的子女成为精英的1.925倍。这说明精英阶层的确是再生产的。周玉对南方两地省委党校学习班干部的研究发现,对于干部的社会网络资源积累而言,出身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并未消失,人力资本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日渐显现,政治资本作为体制性因素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研究基本上认同:无论改革前后干部阶层都存在较高的继承性。改革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干部阶层的继承性有所增强。也即是说,干部阶层中“官二代”的现象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改革前后“官二代”的继承机制有所变化,改革之后尽管干部选拔以绩效为原则,但是通过政治身份、教育文凭、社会关系网络等中介途径,干部阶层继续发挥着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优势。

“知二代”:代际流动中自致性因素发挥着核心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对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研究显示,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性较强,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19.8%),是其平均分布比例的(3.3%)的5.6 倍。李路路对3城市1998年的问卷分析显示,在改革开放前后,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都有显著影响。随后他对2003年CGSS 数据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技术干部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职业的获得均受到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孙明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背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阶层再生产有着显著的影响,知识精英阶层存在较高阶层继承性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富二代”:财富和职业有高代际继承率,经营能力受关注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我国城乡较早出现的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具有经济资本的优势,但是对于第一代私营企业主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代际继承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的阶层位置获得没有明显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他们的成长更多地凭借于自身的勤奋努力、聪明才干和风险机遇。

与农村经济精英相比,城镇的经济精英更多的是指经理人员阶层。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经理人员与第一代私营企业主有着相似的背景,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得经济社会地位,但是与私营企业主不同,经理人员阶层不拥有对企业的产权,因此其子女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子女那样可以获得企业的合法继承权。因此,经理人员的阶层继承性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那样高,而其子女要想成为经理人员,也主要依靠自身的禀赋与努力。

总之,由于财富代际继承的合法性,人们对于经济精英财富的代际转移很少存在质疑, 因此在“富二代”的社会流动上,这种财富和职业的高代际继承率是毋容置疑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无悬念,人们对“富二代”的持续热议就转移到这些阶层的经营能力和生活方式上,但是,或许鉴于调查的难度和敏感,这方面客观理性的研究还较少,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农二代”: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代际继承性最强的阶层

改革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民阶层的分化,其中最让人瞩目的就是中国大地上涌现了2.6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些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将极大地改变着中国迈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代际继承性最强的阶层。92.8%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54.9%)仍然是农业劳动者。这项研究的调查是十余年前进行的,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增长,并由此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种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不仅是地域间和职业间的流动,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角度看,是从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过渡,是上升的社会流动。此外,一些局部的研究普遍认为,农民阶层是一个流动相对较频繁的阶层,尤其是对于“80后”而言,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很低,因此其阶层继承率也很低。但是,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代际流动的上升空间并不大,多数从农业劳动者阶层上升为产业工人阶层,跨越体力劳动阶层成为白领阶层存在较大困难。

在“农二代”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群体。从社会流动角度看,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这种在职业地位上的上升流动并没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流动,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他们随时面临着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可能,或者在城市成为失业半失业青年。

“贫二代”: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愈来愈狭窄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 中国贫困阶层的产生是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群体积聚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分享,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愈来愈狭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贫困代际传递”概念。尽管没有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确切数据报告,但是诸多区域性和小范围的实证研究表明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在中国城乡是存在的。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解释有文化贫困理论、政策贫困理论以及经济结构贫困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中,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几个主要方面,包括人口和健康、教育、社会(政策)排斥、生活环境、素质(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国内的实证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因素展开,但是从这些研究来看,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解释缺乏系统性,往往过于强调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构建贫困代际传递研究框架还需要宏观的理论建构与微观实证研究相结合。

(作者为安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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